7月9日，午后，怀着激动的心情、迎着香港的阳光，我踏上了此次亚洲社会心理学会会议的旅程。此次会议恰逢暑假，亚洲社会心理学特意为参加报告的硕博士开设了暑期班，一方面给大家提供了适应香港校园生活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来自全球各地的热爱社会心理学的学生提供了互相交流、学习和进步的平台。

本次暑期班主要包含社会心理学学者主题讲座和科研小组成果报告两个部分。其中，最吸引人的一定是聆听社会心理学领域前辈的科研经验分享和心得体会。本次讲座的主题是“学者的职业发展道路”，邀请到了亚洲各地的著名学者，他们分别是Emi Kashima、Liman Li、Melody Chao、Ronnel King、Takeshi Hamamura、Yoshi Kashima、和Yu Niiya。这些学者要么是在领域深耕多年的、经验丰富的学术带头人，要么是刚刚崛起、初露锋芒的学术新秀。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剖析了科研从业者在多个生涯阶段时的生活状态、学术追求和重要抉择。Liman Li是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她的研究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研究人们的心理健康、决策过程和社会关系。她本人大度开朗，略瘦小的身体里却蕴藏着大大的能量。她的演讲风格也活泼风趣，介绍了自己在读博期间在时间管理、学术写作和期刊投稿上遇到的问题和以及解决方案。她的描述总能让听众们产生共情，并引起了热烈讨论。她建议研究生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学习和思考，并保证每天有一段时间专注于学术产出。在写作时，她认为作者应该代入读者和审稿人的视角，思考如何展开论述才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假设的论证。除此以外，她建议研究生掌握更多的硬性的科研技能（hardcore skills），如编程、统计分析方法等。Ronnel King是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的课程与教学系副教授。他对于了解影响“K-12”和高等教育环境中动机、社会情感学习和幸福感的因素感兴趣。他将科研从业者的职业生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占职业生涯40%），科研从业者应当以产出知识和技能为主，积极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并掌握和创造更多研究技能支撑论文发表。在第二阶段（占职业生涯40%），科研从业者会以传递知识和技能为主。研究者会参与教学、参加会议、和出版书籍。在第三个阶段（占职业生涯20%），科研从业者的目标是管理知识和技能。他们以管理者的身份对研究领域进行总结梳理、分配整合研究资源、并参与构建和完善学术体系。Ronnel King对职业生涯的划分让我们对科研从业者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并激励我们从当下开始规划未来的职业生涯。之后，Yoshi Kashima从女性科研从业者的视角分享了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以及规划孕前和孕后的科研进度和目标。Melody Chao和Takeshi Hamamura也分别从个性的、新颖的角度分享了对科研工作的理解。通过认识这些学者并了解他们的学术、日常生活，我们看到了作为一名学者的更具象化的未来，并能将学术理想转化为更现实和详细的小目标，可谓收获匪浅。

除了聆听讲座，暑期班全员还组建了以3到5人为单位的科研小组。在科研小组中，成员们围绕一个具体的科研问题进行学术探索，并在三天内产出成熟的研究设计，进行公开学术报告。我与来自南洋理工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吉林大学和印度知名大学的博士生建立了科研小组，Melody Chao是我们的科研顾问。作为组内唯一的硕士，我积极提出自己的思考，同时谦虚倾听其他成员的观点。我们的组长是一位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博二研究生，她的英文口语很好，能够流畅无缝地与来自印度、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学生交流，因此提高了组内沟通的效率。最初，因为研究方向不同，我们都有各自感兴趣的研究问题，但通过交流，我们确定了大家都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并在暑期班结业那天进行了精彩的研究设计报告。同时，令我感到荣幸的是，我们的研究选题从众多科研小组中脱颖而出，得到了亚洲心理学的认可和资金支持。这一切离不开Melody的指导以及小组成员的合理分工和积极合作。

虽然不舍，但是为期三天的暑期班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2023亚洲心理学会会议。这是疫情以来在中国举办的第一个社会心理学国际学术会议，汇集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众多知名学者和硕博士生。此次会议包含了对许多热点社会心理学研究问题的探讨，是了解社会心理学学术前沿动态的绝佳平台。让人印象深刻的是Hazel Markus、Yukiko Uchida、和Jeanne Tsai进行的主题报告“冠状病毒时代的文化缺省：对未来的启示”。在COVID-19流行期间，社会面临着这个未知且潜在致命的疾病的挑战。虽然关于这次大流行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但显而易见的是，像日本、台湾和韩国这样的国家在应对和控制疫情方面表现比美国更好，特别是在早期阶段。充分理解这种文化差异方面，了解这些环境背后不同的文化意义系统，尤其是这些文化背景下普遍存在并促进个人和集体的行动能力文化模型，将是十分有必要的。几位研究者关注了在疫情不同阶段出现的共同社会问题：“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生活？”并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解释了诸多国家在国家政策和公民行为上的区别。听过报告，我不仅佩服研究者们定位和选择研究问题的敏锐性，也感叹他们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的报告方式。

通过几天的学习和请教，我也对个人报告进行了改进，并顺利完成了口头报告。

我的报告主题是“跨群体谈判中的‘面子’工作：群体印象管理目标对谈判策略偏好的影响”。

我对跨群体谈判的兴趣源于它对社会福祉的重要性，可以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为每个人建立更可持续的未来。第16个目标旨在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和不安全。在这些形式中，种族、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跨群体冲突是如此长久，以至于Fiske将它们称为21世纪的问题。鉴于跨群体谈判在解决跨群体冲突中的重要性，它已经成为组织行为、外交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在跨群体谈判中，人们代表他们的群体进行沟通，以解决利益和价值上的分歧，并达成共识。

然而，并非所有谈判都顺利进行。谈判结果与谈判者使用策略密切相关。例如，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五次坐在谈判桌旁，但仍然取得了很少的进展。在谈判期间，俄罗斯继续对基辅发动攻击，而乌克兰并未在加入北约的立场上让步，并继续接受北约国家提供的大量武器。我们可以看到，两国都试图迫使对方投降。他们相互施加压力，展示自己的实力。这种谈判策略被称为分配式策略。分配式策略是一种优先考虑内群体，实现内群体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追求策略，往往包含施加压力、说服和制裁等行动。然而，若双方都不肯在谈判中让步，可能会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相比之下，埃及和以色列通过谈判签署了《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结束了长达30年的战争。以色列通过归还在1967年战争期间夺取的西奈半岛，就领土问题做出了让步。作为回报，埃及开放苏伊士运河供以色列船只使用，为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中，双方理解了彼此的优先考虑，并通过交换经济和领土利益实现了和解。这种谈判策略被称为整合式策略。整合式策略是一种通过交换信息和探索潜在合作空间来实现互利共赢方案的价值创造策略。鉴于采用不同谈判策略的重要后果，我们有必要充分讨论塑造谈判者对分配性与整合性策略偏好的因素。

我的研究旨在从群体印象管理的角度解释谈判策略的偏好。关于外交、媒体传播和国家形象的文献表明，谈判不仅是解决争端，也是印象管理的努力。代表内群体的谈判者不仅希望在谈判中取得内群体成员的认可，还存在取得外群体成员对内群体形象的积极评价的印象管理动机。谈判者所持有的群体印象管理目标将反映在对谈判策略的偏好上。基于社会关系模型，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同时扮演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角色。同样，跨群体谈判是一个以群际互动为基础的社会决策过程，谈判者在双方群体的持续沟通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谈判者不仅是感知外群体和实施行动的主体，同时也是被外群体感知和实施行动的客体。以往研究讨论了谈判者作为知觉和行动的主体以及被内群体感知和行动的客体时，他们的谈判策略偏好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却忽视了从谈判者作为被外群体知觉和行为的客体的角度解释谈判策略偏好。基于印象管理理论，代表其内群体进行谈判的谈判者具有维护和提高群体形象的印象管理动机，这些群体印象管理目标可能会体现在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反应中。因此，有必要考虑群体印象管理目标对谈判者谈判策略选择偏好的影响。本研究假设能动(vs.亲和)群体印象管理目标促进谈判者对分配式策略的偏好（H1），抑制谈判者对整合式策略的偏好（H2），并通过四个研究检验了假设。

7月16日，踏着落日余晖，我结束了本次会议执行返回北京。虽是同一条路，走起来却感觉不同，因为怀揣着许多有趣的想法、设立的目标和收获知识的满足感。

杨敏宁

20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