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7日至20日，我参加了由美国青少年研究协会主办、在芝加哥希尔顿酒店举行的青少年研究会年会。整个会议时间非常紧凑，内容丰富多样，让人应接不暇。用两个关键词概括我的美国参会之行，一个是“Academic学术”，我听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报告，加深了我对本领域的认识、拓展了我研究的视野。另一个是“Social社交”，短短三四天的时间，认识了特别多的研究者，与很多在领域一线的高水平研究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建立了联系，拓展了自己的学术交际圈。

“Academic”——在学术的海洋中遨游

这次参会，我自己做了题为《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Children’s Biobehavioral Functioning: Historical Cohort Differences in Urban China》的报告。该研究是我们实验室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的陈欣银老师进行的合作研究，陈老师给了我特别多学术上的指导。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关注社会变迁对家庭教养行为的水平以及家庭教养与儿童生物行为适应性指标间关系的影响。Greenfield的社会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的变化会导致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并潜移默化地改变教养观念和行为，进一步影响儿童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对部分西方价值观的接纳，如追求自主、强调竞争；而与此同时，传统观念也并没有式微，仍然对当代父母的育儿观念和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中西方激烈的文化和育儿观念碰撞使得中国近几年情绪教养方式悄然发生转变，并进一步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

我们的研究基于组里2013年与2021年收集的两批北京市小学生及其家长的数据，在一个有一定挑战性的亲子二人互动中通过观察编码的方式对家长自主支持（autonomy support）和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进行评分，采用相对客观的手段来评估家长的教养行为。此外，我们采用家长汇报的方式，让家长评估孩子的内化问题、外化问题以及情绪调节能力，以较为全面地测量儿童的情绪发展水平。特别地，我们还采用生理多导仪，记录了儿童在任务中心率的变化，计算儿童在任务中的迷走神经抑制（迷走神经抑制）水平。迷走神经抑制(vagal suppression)是衡量儿童生物调节能力的一个常用指标, 是指在面对挑战或压力事件时儿童迷走神经活动水平的减弱程度, 可通过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respiratory sinus arrhythmia, RSA)的变化来测量。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是指在包含吸气和呼气的一个呼吸周期中特定频段的心率变异程度(heart rate variability), 反映了迷走神经对心脏活动的影响。在静息状态下, 迷走神经活动水平较高, 对心脏活动的抑制程度较强,反映在呼气时心跳速度明显低于吸气时的心率水平, 心率变异性较大, 即个体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水平较高, 这体现了个体维持内稳态的能力。当遇到外部压力事件时, 为了调动机体有效应对压力, 迷走神经的活动水平会减弱(即迷走神经抑制), 对心率抑制作用降低, 使得个体的心跳加快, 心率变异性减小, 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水平与静息状态相比会下降。迷走神经活动水平在压力或挑战任务中相比于静息状态下降的程度(即迷走神经抑制程度)。一般来说，遇到挑战性任务时迷走神经抑制程度越高，儿童在挑战性任务中的投入也会越高，会更充分地调动机体进行调节和应对。

我们的结果发现了在短短8年间，家长的家庭教养方式及其对孩子的影响就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与2013年的家长相比，2021年家长不仅表现出了更高的自主支持水平，还表现出了更高的心理控制水平。此外，家长心理控制对儿童情绪发展结果的影响在8年间出现了反转：对于2013年的家庭，越高的心理控制会与儿童更低的外化问题和更好的情绪调节相关，但在2021年这种效应不但消失了，而且更多的心理控制反而与儿童更多的外化问题和更差的生理调节有关，这体现了时代变迁对情绪教养与儿童情绪发展间关系的影响。

同我一起汇报的，还有来自芝加哥大学家庭社会工作、政策与实践学院的Yoonsun Choi教授，Choi教授是研究少数族裔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专家，向我们报告了有关在韩国本土、中国和美国生活的韩国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此外，来自哈佛大学的My. H. Do汇报了有关越南高中生的家庭教养方式与其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

在参会过程中，我注意到在国外开会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不论是口头汇报还是展贴海报汇报，在报告完后总有听众在不停地提问题、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以及相互讨论。大家好像有说不完的感想以及想要提问的思路，永远不会冷场。在海报展示环节，现场挤满了来听汇报的研究者。走在展报之间，就如同走在繁华的集市，每一位参会者都会有沉浸式的“学术盛宴”体验。

另外一件让我很感动的事情是很多导师不仅与学生一起参会，而且会在学生进行口头汇报或者展报张贴时来到学生所在的会场，满脸欣慰地看着学生展示，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对学生的报告进行补充，让听众对研究有更加深入全面的认识。

很多年纪非常大的教授仍然游走在各个会场，认真倾听年轻人的研究，在会场中与年轻人不断交流，浑身散发着活力。

“Social”——拓展自己的学术社交网络

本次大会有非常多儿童青少年发展领域的顶尖研究者参与，可以在现实中见到非常多的“活在文献中的人”，例如研究儿童青少年期经历对成年早期个体情绪社会功能的Joseph P. Allen，再如研究亚裔美国儿童青少年家庭教养与心理健康的Charissa Cheah。虽然见到“大佬”们非常紧张，但我还是会鼓起勇气拿着自己的名片去向“大佬”们表达我对他们的钦佩之情（很可惜这次没有进一步要到合照，下次会再拿出更多的勇气争取跟每一位大佬合照留作纪念）。

在这次大会中也认识了好多位“年轻有为”的中国青年研究者，均在美国或加拿大各大高校任职。在种族极其多元的美国，见到中国人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亲切感。开会的第一天就见到了关注青少年日常压力与心理健康、在Child Development等发展心理学著名期刊上连续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的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Zheng Yao老师。之后陆续见到了从文化发展认知神经科学视角研究家庭教养与青少年儿童发展的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Qu Yang老师，研究少数族裔种族社会化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Wang Yijie老师，研究日常压力与青少年日常行为生物压力反应与应对的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Shanting Chen老师……

这次大会还设立了专门供特定族裔进行社交活动、拓展学术交流的晚宴。我参与了亚洲人的线下交流会，场面空前地热闹。在会场，每个人都端着红酒杯，组成一个又一个的学术交流群体，介绍着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内容，交换联系方式。虽然我自己是“I”人，但是在这种学术场所，我还是被这场面深深地震撼了，加入到了大家的讨论中，认识了多位亚洲学者。

此外，我还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博士生同学，他们向我分享了许多在国外生活的见闻以及自己所钟爱的研究方向，这也进一步拓展了我的视野。

总结

参加这次会议对我的自身研究带来了许多启发。首先，我认识到了研究的国际化视野的重要性。通过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我了解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青少年发展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和趋势，这有助于我拓宽研究思路，借鉴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经验，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其次，会议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也为我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例如采用时变效应模型分析儿童青少年不同发展阶段家庭教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再如可以采用思维干预的方式改善青少年面对压力的态度从而提升青少年的抗压能力，提升心理和生理健康；另外，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也希望能够进一步融合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干预科学等多学科视角，整合不同学科的优势资源，共同探索青少年发展的规律和有效干预措施。

未来，我会继续投身于青少年发展，做出更加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科学研究，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机会参加学术会议，与全世界的同行分享交流学术，一起为全球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全面发展、促进全球不同地区的心理健康公平贡献力量。

2024年4月17日至20日，我参加了由美国青少年研究协会主办、在芝加哥希尔顿酒店举行的青少年研究会年会。整个会议时间非常紧凑，内容丰富多样，让人应接不暇。用两个关键词概括我的美国参会之行，一个是“Academic学术”，我听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报告，加深了我对本领域的认识、拓展了我研究的视野。另一个是“Social社交”，短短三四天的时间，认识了特别多的研究者，与很多在领域一线的高水平研究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建立了联系，拓展了自己的学术交际圈。
      这次参会，我自己做了报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关注社会变迁对家庭教养行为的水平以及家庭教养与儿童生物行为适应性指标间关系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对部分西方价值观的接纳，如追求自主、强调竞争；而与此同时，传统观念也并没有式微，仍然对当代父母的育儿观念和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中西方激烈的文化和育儿观念碰撞使得中国近几年情绪教养方式悄然发生转变，并进一步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

我们的结果发现了在短短8年间，家长的家庭教养方式及其对孩子的影响就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与2013年的家长相比，2021年家长不仅表现出了更高的自主支持水平，还表现出了更高的心理控制水平。此外，家长心理控制对儿童情绪发展结果的影响在8年间出现了反转：对于2013年的家庭，越高的心理控制会与儿童更低的外化问题和更好的情绪调节相关，但在2021年这种效应不但消失了，而且更多的心理控制反而与儿童更多的外化问题和更差的生理调节有关，这体现了时代变迁对情绪教养与儿童情绪发展间关系的影响。
这次大会还设立了专门供特定族裔进行社交活动、拓展学术交流的晚宴。我参与了亚洲人的线下交流会，场面空前地热闹。在会场，每个人都端着红酒杯，组成一个又一个的学术交流群体，介绍着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内容，交换联系方式。虽然我自己是“I”人，但是在这种学术场所，我还是被这场面深深地震撼了，加入到了大家的讨论中，认识了多位亚洲学者。
此外，我还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博士生同学，他们向我分享了许多在国外生活的见闻以及自己所钟爱的研究方向，这也进一步拓展了我的视野。未来，我会继续投身于青少年发展，做出更加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科学研究，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机会参加学术会议，与全世界的同行分享交流学术，一起为全球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全面发展、促进全球不同地区的心理健康公平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