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刘力教授于2025年10月29日遽然离世，心理学界同仁倍感悲痛。犹记得2007年初，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团拜会上，我初次与刘老师相识，他谦逊温和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15年，我到北师大心理学部工作后，虽然与刘老师的日常交集并不多，但刘老师对我的研究进展与个人成长，始终倾注着深切的关怀与期望。如今，骤失这样一位可敬可亲的师长，内心深处的悲痛难以言表。

刘老师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卓越的学科建设者，更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他将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与中国重大社会问题研究深度融合，开创了独具一格的学术风范。

从理论自觉到中国实践

刘力教授的学术思想根植于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他于1962年出生在内蒙古海拉尔，幼年随父母辗转于内蒙古、广东等地，这段经历赋予了他对文化差异与文化融合的天然敏感性，也为其日后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学成回国，立足中国社会现实进行研究，埋下了伏笔。

笔者私以为，刘老师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他系统地将源于欧洲的经典社会心理学理论（如社会表征，社会分类，社会认同理论等）成功地在中国文化土壤上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社会表征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刘老师将社会表征理论与中国文化情境深度结合，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他认为，社会表征不仅是认知结构，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和社会认同的基础。在《民族冲突的社会心理机制》（2011）一文中，刘老师系统阐述了文化表征如何影响群际关系：

“立足于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 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 以我国西部地区藏族为例, 整合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类别的心理表征框架下的民族冲突研究, 从个体变量、群体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的多层次视角探讨民族冲突的内在心理机制。”

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文化认知结构的深刻洞察，即文化不仅塑造了我们对社会群体的认知方式，还影响了群体间的互动模式。

文化框架转换理论的本土化应用

刘老师强调，文化不是静态的标签，而是“具有领域特殊性的松散认知结构网络”，个体可以在不同情境中灵活调用不同的文化框架。通过《双文化个体的文化框架转换：影响因素与结果》（2010）等研究，他探讨了中国文化框架如何与西方文化框架共存与转换，特别关注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和谐与竞争”等价值观念的动态平衡。

污名与歧视的文化维度

刘老师在污名研究中融入了深刻的文化视角。在《污名应对研究》（2008）等研究中，他认识到污名不仅是个体层面的心理现象，更是文化建构的产物：

“集体表征是指被污名者所共享的主流文化中有关其被污名化的认识和理解。它包括被污名者在他人眼中被贬低的意识、主流文化中被污名身份的刻板印象以及对成为歧视受害者的识别。”

他还特别强调，中国“熟人社会”文化背景下污名应对的独特性，提出了“集体表征”“文化刻板印象”等概念，揭示了文化如何塑造污名的产生、维持与应对过程。

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

2021年，刘老师敏锐捕捉到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他聚焦公众对人工智能的矛盾态度和智能机器的社会影响，提出以强化人类实体性感知、弱化子群体分类、提升集体效能感等社会心理机制作人工智能治理抓手。

在2025年发表在American Psychologist上的Dehumanization Risks Associat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e一文中，他探讨了去人性化在技术情境下的风险关联，并强调通过强调人性化特征、促进视角采择等方式来减缓其负面影响。这不仅呼应了刘老师在污名研究上的深耕，更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前瞻性学者，如何将核心社会心理学理论应用于新兴技术带来的伦理与社会挑战。

对后学的启示与不朽的精神遗产

刘老师的学术人生如阵阵春雷，激发了人们对重大社会心理学问题的深思；他以谦和与坚实的力量，静静支撑着学科的前行，滋养着后辈学人。

做一个有文化根基的学者：深入理解自己所处的文化土壤，从中汲取研究灵感和理论洞见。

保持理论的批判性与反思性：敢于与西方主流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用本土经验去检验、修正，甚至挑战它们。

将学术关怀指向真实的社会问题：做“有温度”的研究，让学术成果能够真正服务于促进社会公正与人类福祉。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刘力教授虽已远行，但他开创的学术路径，以及他身上那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文化担当，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学人，在这条充满希望与挑战的道路上继续前行。